京津冀三地创新绩效差异的

知网论文检测入口实例：京津冀三地创新绩效的差异主要是由以下几个因素的差异造成的。

(一)地区综合发展水平的差异

综合发展水平包括了经济发展水平、政治文明程度、法治建设水平、文化发达程度、教育水平以及生态环境等各方面。而经济发展水平是综合发展水平重要的因素。经济发达地区有着密集的人群和产业链条，有着与外界更为广泛的联系，因此，有着巨大的市场需求。换言之，有着更大的舞台和更多的机会。经济发达地区的市场需求为技术创新效率的提高提供了方向和动力。这种方向和动力驱使该地区内的创新主体，特别是企业，加大技术创新要素投入，加大研发力度和深度，追逐潜在的利益。尤为重要的是，技术创新，特别是高新技术和基础理论的创新，需要有长时间的、巨额的前期投入，包括来自外商、企业和政府的资金，经济发达的地区有足够的财力为基础研究和技术创新提供良好的物质基础，为提高技术创新能力和技术创新效率提供足够的支持，形成可观的创新绩效。同时，根据研究，基础研究投入比例较高的地区有利于产生核心技术，形成核心竞争力，反过来又可以促进地区经济的发展。此外，技术创新效率并非受纯经济因素影响，还有非经济因素，如制度，法律意识等。综合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市场经济发育更为成熟，与之相适应的各种制度更为完善，社会主体有更强的法律意识。技术创新需要足够的知识产权保护，才能保持持久的动力。京津两市都作为直辖市，尽管经济总量比河北省小，但是其地域也小得多，加上河北省存在大量的经济落后的农村地区，因此，京津两市的经济水平也较高。作为国内发展程度较好的大都市，京津两市在其他方面也有比较明显的优势，比较高的综合发展水平对形成比较高的技术创新效率确实有着更大的优势。

(二)劳动力素质的差别

劳动力素质可以用某地区人口中拥有专科以上文凭的人口比例表示，而拥有重点院校本科及研究生学历的劳动人口对整体的劳动力素质以及创新效率更具有重要影响。一般认为，劳动力素质与创新效率成正比。在索洛构建的新古典增长模型中，技术进步有决定性意义。它不单指工艺改进，还包括了一切在资本、劳动投入不变的条件下引起的产值增加的因素，即一般效率的提高。舒尔茨认为，技术进步源于人力资本投资，它是递增报酬的重要源泉;［11］内生增长模型认为知识(idea)的特殊性质使得技术发明具有正外部性，整个经济出现生产规模递增。对比京津冀三地的高校状况，北京市几乎聚集了全国的高校和科研中心，而天津市则有南开大学、天津大学两个985院校，而河北省惟一的211院校河北工业大学还位于天津市境内，而京津两市较高的综合发展水平又吸引人才流动，形成“极化”效应，形成了高于河北省的技术创新效率。

(三)Ｒ＆D活动经费投入情况和投入结构的不同

Ｒ＆D活动经费投入衡量了对研发的支持力度，高的经费投入有力于研发的充分进行，为技术攻关和创新提供雄厚的物质基础。Ｒ＆D经费投入强度，即Ｒ＆D经费投入占本地区GDP的比例，与创新效率呈正相关关系。投入强度越大，说明物质基础越雄厚，研究的越深入，越容易取得突破性成就。Ｒ＆D活动经费投入结构是指经费中政府资金与企业资金的比例关系。企业资金所占比例越高，创新效率也越高，这是因为政府资金主要流向高校与科研机构。当前中国“产学研”结合程度较低，高校与科研机构的研究成果无法及时向技术创新转化，导致政府资金占经费比例高的创新效率反而较低。而企业资金所占比例较高的，由于科研与生产结合度较高，转化效率也较高，因此，创新效率也较高。更深一步讲，技术创新效率与资金运用效率进而与监督效率有关。企业的研发资金在监督上有着相对较硬的约束，所以资金运用效率相对更高一点，创新效率也较高。

(四)外商投资企业的技术溢出水平差异

Ｒ＆D具有公共产品特性，尽管完善的产权制度更能保护知识产权，但是Ｒ＆D活动没法在保密的条件下进行，其非排他性必不可免地对外部环境产生一定的正向影响，如大规模的基础研究设施的建设、科技资源和人员的交流流动以及技术创新更适应本土资源等，此外，Ｒ＆D的创新成果也存在显著的正外部性。外商投资企业在中国占有一席之地，并拥有相对明显的技术创新优势。尽管外商企业会竭力保护其Ｒ＆D创新成果，但是由于其Ｒ＆D在中国进行的话，Ｒ＆D机构必须有一定程度上本土化，就不可避免会对本地企业产生溢出效应，同时也有利于本土企业对技术的吸收，并带来新的生存压力，迫使本土企业为求生存而加大技术创新的投入力度以提高自身的技术创新能力。此外，由于地理优势，外商企业必然与中国企业、大学以及科研机构进行研发合作，从而使本土创新主体能够在合作中学习到一些外来的先进的创新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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