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粹派文化复兴的民族复兴思想–知网论文检测样例

国粹派文化复兴的民族复兴思想--知网论文检测样例，国粹派的精神是章太炎。章太炎早年参加过戊戌变法，戊戌变法失败后转向反清革命，是有名的革命党人。但同时他又是一个文化保守主义者。以他以及刘师培、邓实、黄节等为代表的晚清国粹派，一身二任，既是反清的革命派，又是一批精通国学的学者。

他们以国学保存会为纽带，以《国粹学报》为平台，提出了“保种、爱国、存学”的口号，呼吁人们重视保持民族文化的独立性。他们不仅孜孜以复兴中国文化为己任，而且鲜明地提出了以固有文化为主体、为基础，整合西方文化、发展民族新文化的新思路。他们认为只有保存国粹，复兴国学，实现民族文化的复兴，才能终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文化复兴是国粹派民族复兴思想的主旋律。国粹派知识分子认为，中国之所以积弱不振，民族危机日益加深，其根本原因就是没有提倡国粹。因为在他们看来，一个国家所以能立于民族之林，不仅在于武力，更重要还在于有赖以自立的民族“元气”，这就是各国固有的“国粹”。

然而自清政府举办洋务运动以来，中国不是在提倡国学、发扬国粹的基础上学习西方，而是依样画瓢，先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进而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其结果“将三十年，而卒莫收其效，其蔽更焉。”③画虎不成反类犬。所以，要振兴国家，挽救民族危机，并进而实现国家和民族复兴，其关键就在于讲求国学，提倡国粹，“国学”或“国粹”有关乎国家的存亡。他们在《拟设国粹学堂启》一文强调:“夫国于天地，必有与立。学也者，政教礼俗之所出也。

学亡则一国之政教礼均亡;政教礼俗均亡，则邦国不能独峙……是则学亡之国，其国必亡，欲谋保国，必先保学”。④邓实在《国学无用辨》中写道:“学以为国用者。有一国之学，即以自治其一国，而为一国之用。无学者非国，无用者亦非学也。今之忧世君子，睹神州之不振，悲中夏之沦亡，则疾首痛心于数千年之古学，以为学之无用而致于此也。”⑤在《古学复兴论》中邓实又说:“学以立国，无学则何以一日国于天地。”①黄节在《“国粹学报”叙》中指出:“国界亡则无学，无学则何以有国也。

”②许守微的《论国粹无阻于欧化》同样认为:“国粹者，一国精神之所寄也。其为学，本之历史，因乎政俗，齐乎人心之所同，而实为立国之根本源泉也。是故国粹存则其国存，国粹亡则其国亡。”他们甚至认为，只要国粹尚存，即使不幸亡国，也终有复国之一日;要是国粹不保，中国所面临的将不仅是亡国，而且是亡天下，即将陷万劫不复的灭种之灾:“学亡则亡国，国亡则亡族”(《“国粹学报”叙》)。他们因此而提出了“保种、爱国、存学”的口号，大声疾呼:爱国之士不仅当勇于反抗外来侵略，而且当知“爱国以学，读书保国，匹夫之贱有责焉”的道理，③奋起保存国学、国粹，以挽救民族危亡，实现国家和民族复兴。

既然“国学”或“国粹”有无关乎国家的存亡，那么怎样的国学才能救中国、实现民族的复兴呢?弘扬国粹是否意味着回归传统?对于这些问题，国粹派知识分子给出了他们的回答。首先，要对传统文化进行精华与糟粕的区分，取其精华而去其糟粕。邓实在《国学无用辨》一文中，把传统文化分为“在朝之学”和“在野之学”，即“君学”和“国学”。“君学”就是历代帝王尊崇的“治国之大经”、“经世之良谟”，“国学”就是“为帝王所不喜”的在野君子之学。

这实际上是把传统文化分为了为统治阶级所利用的封建专制文化和具有批判精神以及民主性的在野文化。而后邓实在《国学今论》一文进一步指出，作为封建国家意识形态的儒学不属于“国学”而属于“君学”，他说儒学为“利君不利民”的“君学”。④刘师培在《孔学真论》当中对孔子的学术思想、政治观点等进行了批判，尤其批判了其倡立君臣之义、排斥异说、重政轻艺等反民主反科学的思想。⑤许之衡的《读“国粹学报”感言》在批判孔学的同时，提高了“在野之学”的地位。

“‘在野之学’包括诸子学和后世某些有异端思想的在野知识分子的学说”⑥。刘师培的《周末学术史序》批评儒家轻视法制，是不圆满的政治法学;赞扬墨家主张平等，比儒家进步;称许道家对君主的指斥;赞佩荀子在逻辑学方面的成就;多方阐述墨子、庄子、关尹子、亢仓子、孙子、管子的学说中与近代自然科学的相通之处。⑦邓实在《国学无用辨》中更是推崇具有近代启蒙意识思想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龚自珍、魏源等人，认为如果这些人的主张得以实行，那么中国早已建成“地方自治之制”，早已破除“专制之局”，早已建成“民族独立之国。”由此可见，国粹派知识分子并不盲目的推崇传统文化，而是在，所以他们不同于传统的守旧派，当然他们理想中的传统文化的精华是否真的是精华，另当别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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